“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习近平
10月底，玉米研究所兰海老师、技术工人张明强赶往西双版纳。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南繁基地迎来了一个新季节的授粉工作，20多位师生顶着30多度高温在田间忙碌着，生机盎然的玉米召唤着再次归来的科研工作者们。
围墙内是长租20年的70亩地，围墙外是130多亩一年一租的土地。一个10间平房、一个500平米的晒场、两个风干棚，拖拉机、开沟机等一套农机具整齐地摆放，这就是我校玉米育种南繁基地的家底儿。
数十年来，我校玉米育种人员离别亲人，四处奔波，风餐露宿，抗击高温暴晒、台风肆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科研艰苦卓绝 一路风雨征战
“我国南繁工作首先是从玉米开始的，全球只有中国开展了如此大规模的南繁育种工作。为加速农作物育种的进程，内地除西藏等几个少数省区外所有省区的农业科研系统、农业高校无一例外都参与了南繁工作。”玉米研究所所长荣廷昭院士、副所长潘光堂等人回忆了在海南、广西、云南三地的39年南繁风雨路。
时间追溯到1975年，我校受雅安地方委托举办了一个杂交玉米、杂交水稻训练班。在全国玉米、水稻“大南繁”的号召下，雅安组织了一支以训练班学员为主体、各个区县农业部门人员参与的队伍。这支因时而生的队伍像大多数同行一样，将南繁地址选在了海南陵水县，而我校教师就寄住在这个南繁基地里。
据杨克诚老师回忆，当时因受经费限制，我校教师在南繁工作上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全国经济落后，各地物质严重匮乏，陵水也十分贫困落后，大家煮饭要到山上砍柴，一捆捆背回来在院儿里晒干，引火的柴草找不到，半湿不干的玉米杆子被迫派上用场，每顿饭都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泪水被呛个不停，按时吃饭成了异常艰难的事儿。猪肉买不到，必须要经雅安地方特批才能在食品公司买到一点盐肉，不见油腥是常事儿。睡觉的床是几个木板搭成，铺床的稻草成了“奢侈品”，大家就直接睡在木板上，刚开始身子咯得酸痛，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基地所在地可谓“人无厕、猪无圈”，当地人将猪牛散养，蚊子肆虐，科研人员除了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每天早晨还面临找不到厕所的痛苦。
“我真切地体会到啥叫饿得没力气，地里走了三公里返回租住地时，身子软得要摔跟头，双腿打架完全拖不动。”荣廷昭院士说，大家最大盼头就是春节时家里寄一点点肉过去，那是一年中吃得最开心的时候。
全国绝大多数人集中在海南做玉米南繁育种工作，但对我校而言当时却不是最好的地方：雅安8月份收获种子，而海南地方水库11月份才放水，种子运到陵水要等到10月下旬或11月才能播种，满足不了在雅安来年最佳播种期前运回种子;从四川到海南路上花费的时间长、费用高;陵水受台风威胁，种子不敢在8、9月份早播，否则台风一来毁于一旦。
为了一块花销小且能完成南繁目标的土地，我校1981年将南繁基地选在了广西南宁。当地气候要求8月10日前播种，将雅安这边的育种工作搞得十分紧张。雅安雨量大晴天少，为赶在南宁8月初播种，为将种子尽快送到南宁基地去，大家在校园里搭起一个铁架子，铺上一大块塑料布，就成了一个烘干棚，用电炉加温去湿，用鼓风机向里吹热风，加快脱水速度。在护送种子前往南宁的途中，老师们坐在火车上抢时间手搓玉米粒子。玉米种子在基地种下、出苗后，几位老师立即返回雅安上课，等到套袋、授粉季再奔过去……整个过程艰辛得让人不堪回首。
黄玉碧老师向记者介绍，1986年玉米所在攀枝花金沙江畔试种了一年，因冬季温度不够育种条件而告终。
大家苦苦追寻的目标从未遗忘，1986年选择了云南元江县作为玉米育种基地。虽然从雅安到昆明需要数次倒车，从昆明到元江要坐上一两天汽车，整个途中经常遇到被偷甚至翻车的突发险情，但是至少可以满足雅安、元江两地一年种两季的有效衔接。当地采用自流灌溉，上游一些单位位置上占优势，灌溉在白天就可以完成，处于下游的我校基地就没那么简单。老师们半夜三更爬起来，先跑到上游的一些支渠处将水堵住，再摸黑跑回来分头向分散的地块引水，在数个地块之间来回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次都摔得跟泥人一样。
元江，成了寄托希望之地。对大家而言，生活上的困难再难都不算事儿，最让人头痛的是怎么把在元江收获的种子运回雅安，一路上耗尽了精力。几百上千公斤的种子从基地运到昆明，一般客车都不给带送;运到昆明也不是一下子就交得了火车站，为了说服火车站帮忙托运，除了出钱不说，还得四处求人说情，几位老师嘴皮要磨破了，甚至要在火车站等上一周，住最破旧的旅馆，一顿饭就是一碗米饭加一碗菜汤，七八天下来身体虚弱得严重。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课题组刘礼超老师途中下车找水吃药，司机见他一下去立马把车子开走了，他眼看着所有重要物资被偷走，人生第一次体味到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家告诉记者，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同事从基地回四川坐火车，火车上被别人硬生生地抢走了钱包，途中转不了车、吃不上饭、被小偷团伙盯上等像电影《人在囧途》的经历有很多。
最初，只有我校科研人员落脚元江做玉米育种，后来陆续去了许多育种单位和个人。个别人直接到基地来偷掰成熟玉米，有人甚至给农民好处让其到晒场偷玉米种子，研究材料得不到保护让人万分焦急。随着元江县城的扩建，基地的田地被挤得越来越小，科研工作再次遭遇发展窘境。
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由于老师们科研经费少，套袋、授粉、收种子、运材料等消耗大量体力的活儿，几位老师都要亲自参与完成。高温、高湿、强烈日照、蚊虫叮咬，他们在田间辛苦劳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一切以田间工作为主。偶有微风吹来，玉米地掀起的小小绿浪煞是好看，外人却无法感受到玉米叶子刀片般的锋利。老师们防止被割伤，就要穿上长衣长裤，一天下来全身臭汗让衣服拧得出水来，怕热的老师宁愿穿上半袖在地里不停穿梭，手臂上一条条伤口渗出血来，被流下的汗水灼得更痛了。
最初基地承载的只是育种工作，实现了一年种2-3季的目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南繁基地成了研究生研究材料繁殖、论文试验开展的重要基地。玉米研究所考虑到要立足四川，把选育好的成果向东南亚推广，海南虽是一个很好的玉米南繁基地，但全国毕竟只有一个海南，应该开辟一个新的南繁补充基地。
空间换取时间 科研成果卓越
荣廷昭院士在多地实践、四处考察的基础上，基于“立足四川、服务西南、面向东南亚”的战略考量，决定在生活、交通比较方便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建立新基地。
2007年，老师们开始试验性种植，2008年长租了70亩土地。
作物最喜欢的高温，对人而言就可能是最不适应的，但是相比过去的艰辛，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老师们和学生、农民工一起开心地做科研工作。
西双版纳基地建设之初，需要把水田改为旱地，教师谭登峰、技术工人张明强、农民技师陈泽阳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前期进场的张明强有了“监理员”、“协调员”、“后勤人员”和“拖拉机手”等多重身份。由于水田淤泥很深，他的拖拉机经常陷进田里，最长一次花了三天才弄出来。建围墙、修深沟、排水、修路、平整田地、修房子持续了一年左右，他一直守在基地四处找人协调。研究所以外的老师很少有人知道，他作为工人参加南繁工作17年，至少12个春节守在基地上，一年12个月至少10个月守着那片玉米地。基地春节正是收获的季节，收种、晾晒、寄运都需要抢时间去做，他为了老师们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千方百计与基地所在傣族寨子里的农民交朋友，而今也有了傣族名字。
“干了一辈子的游击队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家!”2009年下半年，10间平房建成投入使用，玉米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感慨万分。至此，科研人员结束了租农房、垒灶做饭的日子。
2010年3月6日，我校玉米育种云南西双版纳基地和农业部西南玉米技术创新中心西双版纳试验站的落成揭牌仪式在景洪举行。党委书记邓良基、校长郑有良亲赴基地看望师生，并拨给基地数十万元建设经费。
2012年12月份，由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主办，我校与云南农大、西双版纳州政府承办的“全国农作物南繁育种及南方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科技论坛”在西双版纳举行。1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西南5省(市、区)农业部门领导，对玉米南繁育种基地建设展开论证，一致认为西双版纳可作为国家新的南繁基地。目前，农业部已将景洪市作为国家新的南繁基地进行建设规划论证。
每年11月份，基地都会迎来最繁忙的授粉季节。由于玉米是常异花授粉作物，育种需要人工套袋和授粉，每一季南繁的套袋工作量就达100万个次以上。冬季的西双版纳早晚温差大，早上露水很大，他们穿上雨衣、雨靴下地套袋，中午露水干了，又要顶着30多度的高温开始授粉。授粉高峰期一直要干到太阳下山，除了中午吃饭，一天要在地里来回不停地走动8-9个小时，全身上下没一处干的地方。而套袋授粉仅是南繁育种工作中的一部分，前期的播种，后期的鉴定选择，以及贯穿整个生育期的性状鉴定和记载，一季下来不知道要在地里走上多少遍。
夜幕降临，当这群皮肤黝黑的人坐在一起吃饭时，外人很难想象他们大多是拥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玉米育种专家。
兰海向记者介绍了玉米所育种的大致规模。科研人员每年从选育圃中选出遗传稳定、农艺性状优良的被测系400余份，配制近15000个杂交组合;每年杂交新组合初级鉴定圃面积近300亩;每年从初级鉴定圃中选出近300个组合在西南5省区的5点试验点参加次级鉴定，最终选出30个左右“高富帅”参加国家及西南各省区的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每年育种的工作量，特别是南繁育种的工作量，真的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
“我们大力倡导玉米育种工作者一定下地，要与田间实践结合，但也尽量采用新技术，田间实践与新技术要相辅相成。玉米所的科研人员必须联系实际，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专业的要了解育种实际，搞育种的人要熟悉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手段，才能如虎添翼，才可能研究出成果。美国一些育种家可以不用下田，只需在技术人员提供全球成百上千个试验点数据的基础上，直接通过室内分子鉴定做出选择。我国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更要结合实际进行育种攻关。”荣廷昭院士说。
现今78岁的荣廷昭时常赴西双版纳基地，实地查看材料田间表现，提出具体方案或作技术指导。他高度关注强优势杂交玉米、甜糯玉米、饲草玉米的选育，始终紧贴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变化，带领中青年教师选育突破性的玉米新品种。
一个玉米新品种的“诞生”至少需要10年，没有南繁基地就可能需要15年以上。
依托西双版纳南繁育种基地，玉米所在育种上取得了骄人成绩：2011年农业部和四川省主导品种“川单189”通过审定;2012年“荣玉甜1号”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个国审甜玉米新品种;2014年10月，四川省第一个国审糯玉米新品种“荣玉糯9号”通过初审。兰海还告诉记者，2014年玉米所有32个新组合参加了国家或西南各省市区的区域试验，其中6个组合参加了国家区域试验，我校是全国所有玉米育种单位中参加国家级区域试验组合数量最多的单位。2014年有4个组合进入国家、四川、重庆和广西区域试验的最后一年，一批突破性的新品种有望近期通过审定。利用基地地理优势，与西双版纳州农业局合作开展的“西双版纳小糯玉米”改良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即将有2个小糯玉米组合参加2015年云南省区域试验。
此外，在荣廷昭的带领下，玉米所育种团队开辟了一个新的饲用作物育种方向，利用西双版纳基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将玉米近缘属种优良基因导入普通玉米，选育出了系列新型饲草玉米品种，玉草1、2、3、4号饲草玉米品种相继通过四川省审定，其中玉草1号还通过了国家级草品种审定。
在他们眼中，从最初海南的一两亩地，到现在景洪市约200亩地，没有南繁基地，就不可能有重大成果的产出，也没有玉米所的发展壮大。研究所里的老师无一例外地都参与了南繁工作，大家吃住行都在基地，也就提供了一个科研所需的深入田间、了解实际的最佳方式。大家在亲人般合作、互助的氛围里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完整的玉米育种队伍，培养了包括工人、农民技术员在内的田间试验操作技术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
“自1990以来，我从事玉米遗传育种已整整24年了，从来没休息过一个寒暑假，研究所的同志搞玉米育种都没有休息过寒暑假，一些同事甚至连春节也只有在南繁基地度过，从事玉米育种就得舍得付出。”潘光堂说。
为获得一粒良种，年年候鸟，岁岁迁徙，他们不停地追赶太阳的脚步。
春去秋来，南繁北育，玉米科研人员走过了39年艰辛而激情燃烧的南繁岁月，南繁成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基地成了他们另外一个家。这支科研团队先后于1996年、2008年两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选育优良自交系30多个、玉米新品种40余个，新增玉米40余亿公斤，创社会经济效益40亿元以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等国家及省级领导先后到研究所检查工作，并给予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